回到學校

這是我第一次到幼稚園擔任閱讀義工後，老師問我的第一句話。

我回答：「當然會。」

老師笑著說：「很多義工第二天就不來了。」

接下來的幾個月，我一直想著這句話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記得。這也是我決定參選舊金山教育委員會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我是三藩市聯合學區（SFUSD）的學生，先後就讀 Argonne Elementary、Presidio Middle School 和 Lowell High School。我是華裔移民家庭的孩子，父親沒有合法身分。公立學校成了我的第二個家。小時候，我有語言障礙，也有一些後來才明白屬於神經多樣性的學習挑戰。但老師比我更早看見我的能力，也改變了我的人生。

八年級時，Rueda 老師鼓勵我參加全美中學生數學競賽 MATHCOUNTS。我獲得三藩市第一名、加州前四名，代表加州參加全國決賽。Rueda 老師特地請假，親自開車帶我們前往沙加緬度比賽，我們最後獲得全國第二名。

四年後，我的化學老師 Becker 花了無數課餘時間指導我。1988 年，我成為全美四位代表之一，前往芬蘭赫爾辛基參加國際化學奧林匹克競賽，獲得銀牌。

我並不是一個擁有特別優勢的孩子。我只是來自一個移民家庭，幸運地遇見兩位願意把自己的時間投入在學生身上的老師。他們改變了我的人生，也帶領我走向哈佛大學、投入生物科技研究，希望幫助治療癌症，獲得 Merck 研究獎項；之後又轉入建築業，成為持牌總承包商，參與灣區及其他州的住宅建設。

然而，我從未離開過公立學校。我在高中、大學持續擔任學生義工，支持 DonorsChoose 教室計畫，協助小學募款，擔任舊金山民事大陪審團成員，後來成為三藩市聯合學區公債監督委員會副主席，參與監督超過十億美元的校舍建設經費。

今年，我發現自己還缺少一個重要的角度。

我了解預算、公債監督，也熟悉課程政策；但如果我要幫助領導學區，我希望真正了解這些決策在教室裡是什麼樣子。

透過 SF Education Fund，我開始每週到一間幼稚園，帶領一個小組做閱讀與識字練習。

其中一位學生是在學期開始幾個月後才入學，還在學習英文字母。我們一起練習了好幾個月。學期最後一天，她送給我一張親手寫的感謝卡，還畫了一幅畫送給我。幾個月前，我還在陪她練習寫英文字母 Y。

另一位學生因為每天要和姊姊花很長時間橫跨整個城市上學，所以經常遲到或缺課。我無法改變她的家庭狀況，但我希望她知道，每次看見她走進教室，我都是真心高興。到了學期末，她每次見到我，都會先拿出她最新收藏的貼紙和我分享。

除了學生，我也一直觀察著老師。她不停調整教學方式，對學生要求很高，因為她相信每個孩子都有更大的潛力。當我提出願意幫忙購買教室用品時，她告訴我，許多家長同時打好幾份工才能維持家計，學校甚至沒有家長教師會（PTA）。每週看著她工作，我更加體會優秀老師每天默默付出的努力。

坐在那間教室裡，我也常想起自己的老師──Rueda 老師、Becker 老師，以及許多曾經相信我的老師。陪伴那些幼稚園孩子閱讀時，我第一次真正理解老師當年為我付出了什麼。

這幾個月，也改變了我對教育委員會角色的理解。

我的專業背景讓我知道，組織要進步，需要數據、規劃和問責；而教室裡的經驗提醒我，每一份預算、每一項政策、每一個決定，最後都會影響到一個孩子。

每一所學校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。有些需要加強閱讀能力，有些需要改善出席率，有些已準備好提供更多進階學習機會。良好的治理，就是了解每所學校不同的需要，幫助每一所學校繼續進步。

我與三藩市公立學校

出生並成長於三藩市，是華裔移民家庭的孩子。

就讀 Argonne Elementary、Presidio Middle School、Lowell High School。1984 年獲 MATHCOUNTS 三藩市第一名、加州前四名，代表加州參加全國決賽。1988 年代表美國參加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化學奧林匹克競賽，獲得銀牌。

畢業於哈佛大學，投入生物科技研究，致力癌症治療研究，並獲得 Merck 研究獎。

成為持牌總承包商，參與灣區及其他州住宅建設工程。

擔任舊金山民事大陪審團成員；出任三藩市聯合學區公債監督委員會副主席，監督超過十億美元校舍建設經費；透過 SF Education Fund 每週到幼稚園擔任閱讀義工；參選舊金山教育委員會委員。